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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,社会中出现了很多国学大师,他们宣称学了国学,可以解决很多问题,大有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”的气势。有网友戏称“国学大师比国学都要热。”其实,国学热从很早就开始了,“百家讲坛”、高校新设的“国学院”,都是国学热的体现。
而人们之所以反感当下的国学热,并不是讨厌国学,而是讨厌“学国学,能解决一切”的夸大口吻,反感用国学背后的传统文化,来对峙代表发展的现代文化。
事实上,当下很多问题的原因,不是“过度现代化可靠的线上配资炒股”,而是“文化现代化”遇到了阻碍。更重要的是,普通人如果不了解“文化现代化”的阻碍,很难正确地进行判断、面对变局。
但好在,殷海光为我们总结了文化现代化的三大阻碍,为我们正视、思考、推进中国的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进路。
阻碍一
不重视自由
现代文化,有很多重要的价值,如平等、法治、民主等等。但如果只选择一个的话,非自由莫属。
甚至以“民主”闻名的托克维尔认为,自由比民主更重要,因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意识到自由的重要性,那很有可能为了形式上的民主,而丢失了自由,这是很多“民主退潮”国家的通病。
在西方的古希腊传统中,可没有什么“必须遵从”的权威。比如,古希腊的神庙只是神用来暂住几天的地方,古希腊的神也不像其他文明中的神那样高高在上,他们的格和人差不多,还有着和人一样的缺点,甚至大名鼎鼎的特洛伊战争便是源于神的“捣鬼”。正因古希腊的神和宗教不那么高高在上,没有和人之间划出森严的壁垒,西方才有广阔的空间去追求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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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中国却一直缺少自由地内核。殷海光认为,中国始终有一种“圣化”的倾向,导致了对自由的压迫。读书要读圣典,越远古越重要;改变是违圣教,王安石变法失败就是例子;皇帝是“圣君”、旨意是“圣意”,在这种以圣唯尊的倾向下,个人自由面临极致的压迫。
在这一层面,中国的文化现代化的首要之义,便是保障每个人的自由。
阻碍二
不看重理性
中国的文化现代化,既要抛弃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糟粕,又要迎接西方现代文化的某些精华。这是两条并行的路,一是所谓古今之变,一是所谓中西之别。实际上,这对我们的认知提出了不小的要求。
但近代中国,缺少的恰是这种理性的认知。比如一些学人,往往将古今与中西相含混,试图用这种方法为中国文化正名,就好像用中国的蹴鞠,类比西方的足球,例证中国足球有“辉煌”的时刻。
这种思维虽然看上去“错漏重重”,但有很多大师都落入了这种陷阱,梁启超便是其中一位。从一开始在中国历史中挖掘“现代价值”,到之后的“中西并重”,再到后来的“中国精神”高于“西方物质”,让梁启超迷恋传统、困住他思想的正是殷海光口中的“传统跟随”。
在盲信传统的过程中,中国的一些学人渐渐丢失了理性判断的能力。认知不足,自然难以应付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遭遇的困境。这就需要我们不停地学习中国、西方的历史与文化。
阻碍三
不注重耐心
西方也是由古代走到现代的,其过程之艰辛、时间之漫长,其实远超我们的想象,用痛苦形容,也丝毫不为过。文艺复兴,起自1350年的黑死病大瘟疫;宗教改革,全欧洲爆发了数不尽的战争;启蒙运动,导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;工业革命的发展不均衡,引发了第一次、第二次世界大战。直到二战结束,西方的现代化严格来说才算彻底完成。前后将近800多年,可谓尸山血海。
而在殷海光生活的年代,西方现代化的两大支撑“科学技术”与“人本主义”也陷入了争端。一开始,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是相辅相成的,但现代以来,西方的科学技术逐渐压过了人本主义,这也导致了技术对人的奴役。殷海光的这个观念,在今天,也格外精辟与超前。
中国有着2000多年的古代史。我们的现代化转型,自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。1840年中西第一次大规模碰撞,中国方走上了现代化转型的道路;民国时代,既要应付外族入侵,又要实现民族国家建设,40多年的历史,还取得了不小的成绩;而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后,使得经济迅速起飞,至今也不过40多年。满打满算,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过200年。
中国文化的转型必然漫长、艰辛,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完成的,也正因此,殷海光先生在《中国文化的展望》中,多次鼓励我们,要坚持现代化,坚持文化现代化,而他也花了相当大的篇幅,为国人讲解“文化现代化”的何去何从。
他认为,我们要迎难而上,在正确的道路上长期坚持,而不是一味地抱怨、生气和绝望。所谓牢骚太盛防肠断,风物长宜放眼量。
现代化,是我们的必走之路;而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重点与核心。但不幸的是,对文化现代化的认知,还很不够。